全国特色小镇的热潮源自江浙，而后的田园综合体也是从江浙地区走出来的，名声在外的乌镇、拈花湾、莫干山、田园东方、基金小镇、同里、鲁家村……从样板到全国推广，处处走在全国的前列。

为什么出了江浙，许多地方的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却画虎类犬？从人、市场、产业、发展路径与体制五方面来详细分析。

2012年的《中国国家地理》第一期为浙江专辑，开卷语就是“因为有了她，中国才精致起来”。这句话不仅可以用在浙江，也可以用在今天所说的江浙地区。

江浙自古繁华，历史以降，自汉末始关中衰落、中原频乱，江南崛起，而江浙就是江南的核心。繁花似锦，魏晋风流、家学世风、吴侬软语，自古繁华地、世代传承风，造就了江浙的“精致”，人是“精致”的，生活是“精致”的。

江浙人会在意自己的外部形象，会把自己整理得体面，头发一丝不苟，皮鞋一尘不染，衣服行头干净利索，从容优雅，自带气质。

吃喝玩乐自不必多说，“淮扬菜”名满天下，出奇的精细，八大菜系苏菜浙菜全部位列其中；越剧、昆曲、评戏、杨剧、苏剧……抑扬顿挫、百转千回、声声入耳；“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江南姿色迷人，自魏晋始江南人对山水就钟爱不已。

居所方面，一栋房子在江浙，能呈现不一样的味道。

同一栋房子，如果放在广东，首先考量的是建高些、再高些，丑没关系，面积够大就能收租子，拆的时候补偿就多些；

如果放在中原地区，那就是尽量满足生活需求，可以放更多的粮食、放更多的杂物、如果能把菜也种进去是再好不过的事；

但放在江浙，同一栋房子，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精致美观，要生活舒适，小二层或小三层的别墅，门前花植，屋后花园，美不胜收。不会为了几个租子，委屈自己跟租户住在一栋楼里，也不会为了功能大全，啥都往房子里放。别墅就是门脸、就是面子，精致漂亮就是要务。

因此我们能在全国其他地方看到一模一样的别墅，标准化的房子，而在江浙，即便初建时房子都是标准的，各家也会根据自己的审美去改造、去装饰、去美化。

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做得好的地方，首先进行的就是镇约与乡约，要让人得体，要让人文明，否则建设出来的只是一堆漂亮的外壳，该吐痰的还吐痰，该骂娘的还骂娘，该加盖的还加盖，该美白的已经图画了脸……江浙自古精致，人精致，生活精致，在很多的小镇乡村中，不必比照日本，也自有风情，这是江南的味道，声色优美人优雅。

透过花样繁多的操作手法、名目众多的各类概念、高大精深的各项政策，还要到本真，我们要看到的是江浙这个特殊的消费市场，一个精致人群形成的精致市场。

蓝城农业，农业种植本身基本可以实现自我造血，通过选种特色的品种，其中种植的稻米能够实现稻谷1.75元/斤，精米能够买到20元/斤；蔬菜类，其中引种的番茄能够到达188/5斤。

同样的有机农业的产品，在深圳顶级的超市中，番茄也是不超过20元/斤的，江浙这边的消费能力是否比深圳还高？

江浙总体的市场消费能力不一定比深圳高，但属于精致市场，对于精致市场而言，精致的产品是受欢迎的。宋卫平一直在倡导新生活理念，比如 “桃李春风”小镇过亿一套的中式园林别墅，而且一直有一批宋卫平新生活理念的追随者，在锲而不舍的追逐这种生活。

与其说宋卫平在倡导新生活理念，不如说是他在孜孜不倦的挖掘江浙人的这个精致生活的市场，这个市场一直存在，源于魏晋，承于唐宋，兴于明清，源远流长。

莫干山也是如此，并不是十来年前新近开发了莫干山，而是它一直就存在，只是精致市场再次想起了它而已。莫干山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得名源远，一直是文人墨客踏青之所，及至近代，又留下数百栋别墅，民国时期蒋介石亦有府邸于此，只是建国之后逐渐衰落。

它现在的兴起脱离不了江浙这个精致的市场，只有这个市场才能在十余年前就能支撑起一间民宿三五千的消费，它不仅仅是由经济水平决定的，更多的是由懂得精致生活的人决定的。江浙有这些精致的人，有这些对生活的精致追求，从而构成了一个精致的市场，人们愿意为精致生活而买单。在别的地方只是冲动性消费，在江浙，这是生活。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建设特色小镇，都在做乡村振兴，很多游客过去都是为景点而买单，但是恰恰是江浙，人们过来是为了生活，这就是精致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市场是不一样的。

江浙为天下富庶之地，多诗书之家士宦之家，自科举考试兴起，不说隋唐宋元，仅仅明清两代浙江的进士达到6505人，江苏达到5926人。

这些精英群体或贬谪或致仕回乡，构成了江浙的开明绅士与致仕贤臣群体，盘根错节的上层关系、水平极高的读书群体加上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造成了江浙地区的政府，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服务型的政府，虽然以往服务的是这些特权基层，这些精英构成的精致群体。

历史自古有之，及至近代仍是如此，民国时期的江浙政府仍然是服务于精英群体的政府，政府整体的基因就是如此。

直至文化大革命，虽然十年动乱打倒了一大批精英阶层，但是随着拨乱反正，精英阶层迅速回复身份，政府的角色迅速恢复。所以而今可以看到的江浙的政府依然是全中国最能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所在，只不过以前是服务特权阶层，而今是服务江浙这些精致的人们。

在特色小镇的与乡村振兴中也是如此，浙江的政府在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中也是承担了重要的服务作用，不做死样板、不走死流程，能够在流程内有创新。

以鲁家村为例，鲁家村在乡村振兴之初一穷二白，据其书记朱仁斌讲述，接手之初村里集体经济仅有1.8万元，负债却达150万，因此筹措资金成为了重大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它们曾经向交通、水利、环保、体育等部门申请了至少600万资金，其中水利部门申请的河道整治资金被用来做河道美化及水景，交通部门的资金做好了村内的旅游交通与自行车道，如果是一个卡得死、管得严、不是本着利于当地人发展的政府，这些利用方式都可以上纲上线了。

但恰恰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让这些利用成为了可能，不仅通过了验收，反而大大鼓励表扬鲁家村的做法，成为了鲁家村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

自古以来的服务型政府意识，让民众也信任政府，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使得政府在管控方面能够入微，这样形成了良性互动，对于现在的特色小镇和乡村振兴而言，其实是减少了巨大的制度成本，因为信任本身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方式。

“乡村振兴、特色小镇，怎么样能够留住人才？大城市总是汇聚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还有教育、卫生等稀缺资源，人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农村大多留下的是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江浙地区，却不那么明显？虽然不可避免的受到城镇化的裹挟，却最终还能够自成特色？这就跟江浙地区的镇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了。江浙自古就是镇域经济发达的地方，周庄、西塘、乌镇、同里、南浔、甪直、木渎……江南这些镇的发展很多都超过千年历史，镇域经济一直繁衍不息。

改革开放之初的“苏南模式”与“浙江模式”，这两个模式都有共通点，那就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乡村工业为主导，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市场调节是主要手段，县乡干部是实际决策人的一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政府主导产业发展，县、镇（乡）、村、大队分级负责，行政命令直接影响产业的布局和发展、引导城镇化的方向和进程，形成的是一种大政府、小城镇的模式。

而镇域经济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就是“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镇”的在地城镇化，在江浙地区可以看到镇域集体经济非常发达，镇域能够解决乡镇范围内的大部分就业问题，江浙人出外打工的少。这一点不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这些地方，大量的是出外打工人群，人随业走，对于乡里是没什么太强烈的感情的，最近这一波东部制造业转移，又回到这些省份。

江浙的镇域经济发展到现在，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充分融入长三角的产业链之中，在国际化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产业定位。长三角的大城市成为金融中心、研发中心、创新中心、设计中心，而中小城市则成为了制造中心，镇域经济则成为了产业链的配套所在，比如生产童装的企业，设计中心在上海、杭州、苏州，布料生产、机械支撑在中等城市，而纽扣、丝带一类的就在镇域，镇域经济成为了整个长三角产业链的配套，随时转型，但又不失发展。

同样的旅游休闲也是如此，市场在大城市，中小城市中转，需求渗透进入镇域乡村。良性的发展保证了镇域经济的继续向前，有业便能留人。

生于此、长于此、从业于斯、发展于斯、终老于斯，江浙人不曾也不用经历离土离乡的发展，反而多了对土地与乡里的眷恋，加上千百年的重乡情结、致仕回乡情节、报福乡梓情节，让江浙的镇域能够留得住人，不仅能够留得住人，还因为经济发达，还能吸引得住人。

对精英阶层的尊重、叶落归根的自古承接、造富乡梓的乡土情怀、以及镇乡集体经济的长期熏陶，让能人治村、能人治乡、能人治镇成为可能，在江浙能够找到一大群乡土守望的能人名单，华西村的吴仁宝、乌镇的陈向宏、灵山的吴国平、鲁家村的朱仁斌……

在很多地方，特色小镇、乡村振兴都是一个政治风潮，一波涌过就过去了，而在江浙却是先有了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的实质，而后才有的名号。

鲁家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典型，但它不是从2016年提出乡村振兴才做的，而是朱仁斌在2011年开始就在逐步的实践，慢慢的启动，有条不紊的展开；

拈花小镇火爆之前是吴国平在灵山二十多年的发展，没有特色小镇概念，却在地方带领乡里做着这方面的探索；

乌镇是陈向宏十多年的在地实践，从西栅到东栅，从乌镇到乌村，一点点的在地实践。

这些人在外面受到教育、发展产业，然后回村、回镇引领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能人，能人领军，致富乡里，带动发展。

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对于村镇了如指掌；因为乡情守望，所以能够长情发展，不会涸泽而渔；因为在外有成，所以能够将外界的优秀经验模式引入乡梓，而不会局限眼光。能人治村、能人治乡、能人治镇，长情发展、在地开拓、融合发展，这也是江浙地区的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能够很好的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与别的地方有很大不同，比如广东，曾经也是镇域经济，也有一村一品，也有许多村镇能人，但很多都出走了，很多开拓产业去了大城市、去了港澳、去了海外，村镇也曾繁华，却难以持久。当然江浙的能人能够在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中撑起一片天地，也是与服务型政府是紧密相关的。不是管控型政府而是服务型政府，让这些能人有了生存和发挥的空间，加上民众对于政府，对于能人的信任，使得这一助力最大限度的发挥了作用。

江浙地区的特色小镇有声有色，它跟这里千百年孕育的精致的人有关，与他们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从而形成的精致市场息息相关，更与它的镇域经济发展、服务型政府有作为、长情守望的能人推进密不可分。

其他地方做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以江浙为模板时，应该仔细的思量，你面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市场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经济？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展开，而不会只学到了皮毛，却看不到里子。